戴自更：我欣赏敢于碰撞和改变的创业者-新闻资讯-悉地网

戴自更：我欣赏敢于碰撞和改变的创业者

2024-09-29 22:33:37 9 Admin

编者按：本文来源悉地网专栏作者投稿，文唐琪。

戴自更曾说，他非常喜欢鲁迅的一句话：“肩住黑暗的闸门，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”。

如今，人到中年的戴自更仍然不改先前偏爱的信念。在2019年3月21日的“寻找中国创客”第五季启动峰会上，戴自更说：“我很欣赏茨威格在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中的一句话：那些被命运高高举起、送进英雄殿堂的人们，无一不是以强烈的个人意志与跌宕的历史宿命碰撞，成就一代伟业。”

提到自己喜欢的那些被他视为“人生底色”的名言，从他眼镜下面澎湃着的眼神中可以发现，这位留着一头飘逸长发的斯文大叔，文质彬彬的外表下，藏着一颗“叛逆”的心。

戴自更的叛逆还要从17岁那年说起。那一年，宁波的渔村少年接到了人民大学的录取通知书，坐了27个小时火车，戴自更来到了北京。他说，大学生涯几乎改写并奠定了他人生的底色。“人大给了我好多知识，让我想明白了人为什么活着，活着就是要改变点什么。”

找到人生的方向，“叛逆”的种子在戴自更的心扎下了根，此后，他愈发地成长为了一个“心里尖锐、有锋芒”的有志青年。

这个世界存在着很多团不明朗的黑暗，很多“宿命”与格局，大多数人入世时会选择“变得圆滑”来与之磨合，而少部分人愿意冲撞社会、冲破黑暗，去迎接宽阔与光明，去“改变点什么”，他们，最终能“成就一代伟业”，能成为英雄。戴自更欣赏他们，鼓励他们，为他们热泪盈眶。

戴自更本身恰恰也是其中一员。

作为“中国报业创新青年”，戴自更秉承着“办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报纸”的初心，以及“真善美”的创刊理念，创办了《新京报》。他说，他创《新京报》的目的是“说真话、讲真相”，告诉人们真相是什么，以及这些事情的真相对社会、对个人意味着什么，“提供出进步的、美好的价值判断”。

2003年，诚恳、真实的《新京报》一经问世，就成为了北京市场版数最多的综合性大型日报，拿下无数辉煌奖项：“中国最具投资价值的媒体”、“中国最有成长潜力的媒体”、“中国最新锐报纸”、“中国最有影响力的时政报纸”……

十几年后，这位曾被授予“中国传媒业30年风云人物”、“影响中国十大传媒领军人物”、“中国版权产业风云人物”等诸多称号的《新京报》创始人摇身转型，成为“中国企业创投先生”，戴自更带着“寻找中国创客”，再次风生水起。

梦开始的地方

艾诚：不管您曾经做《新京报》的创始人，还是今天成为“寻找中国创客”的发起人以及北京文投的总经理，都坚持三个字的理念，“真善美“。秉承着这样的理念，您认为这个时代需要什么样的中国创客？您又为什么要寻找中国创客？

戴自更：我觉得中国一直是一个相对来说缺乏创造力的国度。

艾诚：何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？

戴自更：我们这么多年来的历史都是稳定的，或者说的不好一点，人的思维方式一般会比较固化，大家天然地喜欢服从去做一些事情，而不是说独立自主地去想去做。创客或者创业这个事情，可以改变我们整个社会的一个意识。所以说，我觉得“寻找中国创客”是个契机。

艾诚：“寻找中国创客”已经开始第五季了，前后五季中有将近9000多个项目在这个平台上去进行展示。他们展示的这些过程有成功有失败，是不是也会提醒您，当年创立《新京报》的这些初心和当时的故事？

戴自更：这么些年下来，我接触了很多创业项目，也跟很多创业者有过特别深度的交流。其实，我当时办《新京报》，失败的可能性也非常大。但是我觉得，如果你不尝试一下，怎么知道你能不能成功？当时我办报纸的时候，其实就心目中有一个想法，办一份能够相对其他媒体来讲，新闻特性更强、更有独立思维方式的这么一份报纸，但是我一直不知道，这个东西能够走多远。

艾诚：您作为发起人，其实还身兼北京文投总经理等职务，但依旧决定为这个时代的创客搭建一个平台。9000多个项目在您的眼前走过，您最欣赏什么样的创始人？同时，您又会选择什么样的创始人作为投资标的？

戴自更：其实我在创投的时候，定过一些标准，第一点，还是要有点理想情怀的人。他的所有的想法，包括他的创业，不是为他自己在奋斗，而是想改变些什么东西，包括改变外部世界，包括改变别人的生活方式。我搞报纸的时候也是一样的，创业都是从利他出发，才能最后利己。我从很多创始人的身上，找到了一些原来我自己的影子。

转型，选择一条全新的路

随着移动智能科技的进一步发展，移动终端愈发普及，碎片时间也愈发增多，人们越来越多利用移动终端新闻APP来获取实时资讯。社交媒体作为一种新兴的新闻信息载体进入了蓬勃发展的时代，众多门户网站、传统媒体以及互联网巨头如雨后春笋般在其平台上进行数字化延伸，竞争日渐白热化。

十年间，微信公众号改变了我们的阅读习惯，“今日头条”、“财新网”、“澎湃新闻”等APP接连上线，“新浪微博”成为了热搜榜的发源地。

媒体格局的变化宛如沧海桑田，传统媒体受到的冲击是巨大的。很快，纸媒呈断崖式下跌，传统媒体的兴旺时代随之成为京华往事，许多小规模的报社也不得不坦然接受各种关于停刊的消息。动荡中，《新京报》是为数不多坚守矗立着的一员。

2015年，新京报传媒研究推出一篇对戴自更的专访，名为《永远不要忘记我们为什么出发》。文章中清晰地写着“新京报就是戴自更的理想，也是他的事业。”

然而，2年后的8月，又一篇名为《新京报社长戴自更离职，曾称“媒体是时代的照明灯”》的文章在媒体界引起巨大漩涡，这一次，这篇文章将戴自更推向了“风口浪尖”。

戴自更是否真的“忘记了自己为什么出发”？

戴自更：
我觉得世界上适合做某一类东西的人，可能不是固定的，这是第一点。第二点，做任何的事情还是有门槛的。这两个听起来有点矛盾，但就好像你学的专业未必就是你未来要从事职业的方向。像阎焱说的，他以前学习航空发动机专业，然后又学了社会学，但他最后搞的是投资。像熊晓鸽原来就是个媒体人，学的就是新闻，现在也在做投资。所以说，没有一成不变的，关键看你自己怎么来定位自己，怎么才能把需要的专业知识补回来。

那么戴自更是如何定位自己的？

关于自己为什么出发，戴自更曾说：“不管做媒体人还是做投资人，对我来说有四条是始终不会变的。一是价值观，做媒体要有良知、有底线、客观公正，做投资人也得有社会担当；二是责任，做媒体时要坚持市场化，整合好资源，做到商业上的成功，做投资更要对经营效益负责，不能违背市场规律；三是自醒，无论做媒体还是做投资，都要知道自己在干什么，为谁干活；四是不懈怠，路都是人走出来的，选择了一条路，就好好走下去，我想总是会走得通的。当时办新京报，也是自己选择的一条全新的路。”

事业变了，初衷没变

戴自更曾说：“我们这代人，骨子里还是理想主义者，有多少能耐就做多少事情。觉得自己是在做符合良知又力所能及的事，这就够了。”

不管是媒体人还是投资人，戴自更出发的起点，是想“通过冲撞和改变，推动社会的进步”，就像他一直信仰的那样。除了传媒人这一身份以外，他在《新京报》的另一个身份是创始人。

艾诚：媒体人离职、出走、转型，有的转型去做了创始人，比如说像罗辑思维、凯叔讲故事，还有一大批选择做投资人。媒体加资本的模式，是中国特色吗？行得通吗？会是昙花一现吗？

戴自更：我觉得任何的方式都是走出来的，不是预先设定的，没有任何人可以预先设定这个模式行还是不行。可能我不行，但是我坚持做也可能走得通。

我跟你做“艾问”可能也是一样的，我可能最早的就是想帮助这些创业者做品牌，使他们得到相应的传播效果，实现相应的社会价值。但是做着做着，我觉得像你一样，何不在利益上也有所绑定，我认可你，我愿意跟你一起承担风险，当然也希望这种风险变成一种回报。我觉得这是很正常的事情，这种模式行还是不行？我觉得谁也说不准。

马云跟我讲过，说老戴，你搞《新京报》很辛苦。但是他又说，你不知道，我背后可能比你更辛苦，你看到我的成功，可一百个成功背后，可能有一千个失败在里头作为基础。

艾诚：如果创业是九死一生的话，同比例对应的，投资也是九死一生，很明显看到伴随着2013、2014年的创业浪潮，投资也蜂拥而起，但是2018年的资本寒冬，现在很多基金都在倒闭或者募资难。作为“寻找中国创客”的发起人，您发现了什么共性？

戴自更：我觉得投资人不是百战百胜的，你们看到的可能都是他投成功的项目，我看到了他们不成功的项目。包括我现在身边那些朋友，跟我一起成为创客导师的那些人物，他们就没有一些失误的地方？相反很多。

艾诚：我们这代人都会有一个强烈的标签，这是一个创客时代，让媒体去接受，让资本去接受。“创客是一种生活方式创造，可能能够通向更美好的未来”，您不觉得是一场社会的通识教育？

戴自更：我们过去缺少创新思维跟创新环境，现在可以通过创客作为突破点，来改变整个社会的心态，让每个人变成独立的个体。正如我很欣赏茨威格在《人类群星闪耀时》中的一句话：那些被命运高高举起、送进英雄殿堂的人们，无一不是以强烈的个人意志与跌宕的历史宿命碰撞，成就一代伟业。为什么我不断鼓励创客，鼓励创新？我欣赏敢于碰撞和改变环境的创业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