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反浪费 || 大视野

编者按：本文来源微信公众号秦朔朋友圈，作者秦朔，悉地网经授权转载。

上周一的“大视野”探讨了中国经济的韧性。我们仍处在迈向现代化的“未完成状态”，仍在发展之中（developing），这种“向现代化而变”的力量就是中国最强大、最持久的韧性。

过去一周我去了三个城市出差，和朋友们继续讨论中国的韧性与潜力。通过讨论有了一些新认识。中国要实现中高速增长和高质量发展，不仅要创造新动能、新机制、新活力（这是上篇文章的重点），更要努力减少旧的资源配置方式造成的浪费。只有资源配置更合理、更高效，我们才能跨越中等收入陷阱，跻身发达经济体。

为什么反浪费？

反对浪费不是新命题。2013年党政机关就发布了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条例。对讲排场、比阔气、大手大脚、奢侈浪费，特别是公款吃喝、违规配车、公款旅游、修建豪华楼堂馆所、大搞节庆论坛活动等问题进行了全面规范。

本文主要不是从厉行节约的角度，而是从资源配置的角度谈反浪费。中国经济底盘已经很大，每增长一个百分点的难度越来越高，在此背景下，既要创造增量，更要优化存量。通过调整存量范畴内的资源配置，能焕发很多活力。

如果将整个中国经济看成一个超级大公司，则在过去几十年的高增长阶段，公司的ROE（净资产回报率）是比较高的，就算资源配置有些不合理，浪费多一些，也能够消化。但今天，高杠杆（这是ROE高的原因之一）难以为继，粗放增长走入穷途，越来越强调效率、精益，此时也就越来越浪费不起了。

从宏观角度看经济增长，一靠劳动力，二靠资本，三靠全要素劳动生产率。劳动力和资本又有相关性，人口红利旺盛，储蓄率和投资率就高。

中国的人口红利在过去七八年间一直在缓慢下降，16岁到59岁的劳动年龄人口不仅占人口比重在下降，绝对数量也在下降，从2011年峰值时的9.25亿人，降到2018年的8.97亿人，第一次跌破9亿。此外，2018年中国的就业人口数量为7.76亿人，比2017年末减少了54万人，这是就业人数的第一次下降。劳动年龄人口和就业人口双降，预示着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接近尾声。2018年全国农民工总量比上年仅增长0.6%，已经微乎其微。

再看资本。虽然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总额还很高（2018年为64.57万亿元），但增速相当低，2018年比2017年只增长了5.9%。分地区看，西部地区投资增长4.7%，东北地区投资增长1.0%，这也和人口流出相关。

由于上述两方面的情况，全国两会上《政府工作报告》确定的今年GDP增长目标为6%－6.5%，为多年来最低。去年的目标尚为6.5%左右。

中国既要维持一定经济增速，又要有比较高的质量（不能是“带血的GDP”），未来必须更加依靠全要素劳动生产率的提高。它和人力资本质量、技术创新有关，也和资源配置有关。

比如，如果能更好地推动人的城市化，让农民工更多在城市安居、宜业、公共服务普惠化，就是一种结构和资源的优化，也有利于激发需求的增长。相反，假如出现“逆城市化”，在城市务工的农民工，因为社会保障无着而再回故乡，那就相当于将资源从经济产出较高的部门转向经济产出较低的部门，将资源低效配置了。当然，如果他们回乡是创业兴业，则是可喜之事。

又比如，中国很多经济资源的配置权，是由低效的行政性垄断部门掌握，这抬高了要素价格和经济运行成本。能源、物流交通、通信、土地、融资，我们的成本普遍偏高，不少方面甚至比美国高一倍以上。尽管中央反复强调“两个毫不动摇”，但现实中，国企和地方融资平台依然占据了大量经济资源，但却没有获得应有的效益，从而造成了资源的浪费和低效使用。这些年国企杠杆率迅速攀升，一方面说明其在非主营业务方面快速扩张，一方面说明其投资效率低。一些“僵尸企业”得不到处置，也在消耗宝贵的资源。有一部分国企通过行业的行政性整合，近年取得了不菲利润，但这是以对产业中下游的挤压为代价的。如果挤压过度，导致中下游不断失血，上游的风光也不可能持久。

过去有一句话叫“决策失误是比腐败更大的浪费”，在我看来，最大的浪费是资源配置低效与扭曲所导致的浪费。反浪费，中国潜力巨大。

尊重市场，尊重创新

过去这些年，由于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和应用创新的突破，中国经济有不少新动能、新就业在迸发。

根据中国信息通信研究院测算，中国数字经济规模占GDP比重达到38.2%；根据第五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发布的《中国互联网发展报告2018》蓝皮书，2017年中国数字经济对GDP增长的贡献率达55%；根据企业披露的数据，阿里巴巴零售平台2018年创造的交易型就业机会和带动型就业机会超过4000万个，滴滴出行平台为3100万车主及司机提供了灵活的工作和收入机会，2018年通过美团外卖获得收入的骑手超过270万人。

数据驱动的服务经济，成为中国经济的一大亮点，其对于中国制造也有反向带动、促进智能供应链形成的积极作用。

一般来说，服务业的劳动生产率明显低于以机器生产为主的制造业，服务经济为主导的经济，GDP增速都比较低。但数字化、网络化时代的服务业，和过去一对一、点对点的服务业，效率是明显不同的。2016年12月31日的腾讯视频王菲在线演唱会，运用先进的4K设备拍摄和IP传输方式高清播出，有2100万用户在线观看，观众分布在166个国家和地区。2017年8月，TFBOYS出道四周年演唱会在南京举行，通过腾讯线上直播在线观看的用户超过1380万人。现在通过慕课和知识付费形成的学习规模，通过微信公众号、微博、头条、抖音、快手等平台形成的内容规模，比传统课堂和传统内容生产不知要大多少倍。

中国如此生机勃勃的数字化新经济，到底是怎么形成的？原因很多。从资源配置的角度来看，主要是靠市场化力量而形成的。一代代有天分、敏感和有创业精神的年轻人，依靠风险资本起步，拜中国大市场和宽松政策之所赐，成就了一个个创业传奇。

从PC互联网到移动互联网再到现在的人工智能，中国经济中最活跃的这些力量，无不证明了市场配置资源的有效性。它们几乎没有国家投资、财政拨款、定点扶持等等，却为中国经济和社会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。正如那没有任何重量的微信，却是十亿人每一天生活的实实在在的组成部分。

让资源更多地由市场配置，尊重市场，尊重创新，宽容创新中的过错而不是因噎废食。这是我们总结中国数字经济发展，无论何时都不应忘记的一条基本结论。

资源配置的提效空间

在刚刚结束的博鳌亚洲论坛2019年年会上，国务院领导表示，我们在没有大幅扩大财政赤字的前提下，进一步减税降费的规模高达2万亿元，同时承诺民生支出总量不减，钱从哪里来？“把沉淀资金一律回收，把特定的中央金融机构等增加上缴利润，也就是说，动政府自身的存量利益。”今年的《政府工作报告》也提出，增加特定国有金融机构和央企上缴利润，一般性支出压减5%以上、“三公”经费再压减3%左右，长期沉淀资金一律收回。

关于沉淀资金问题，2015年2月9日的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指出，“大量资金趴在账上没用，……财政资金跑冒滴漏、虚报冒领等问题还很突出，抽查保障性安居工程、农林水和扶贫资金发现，有100多亿元被套取挪用，有的还被用于搞形象工程”。2018年4月27日的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又指出，“财政资金沉淀规模还是较大。3月末，全国财政库款3.6万亿元，同比增长22.7%。……一方面，一些领域有效投资项目因资金不到位导致进度滞后；另一方面，有的地方把滞留在途的资金存到银行生利息，这些利息又不入账，给不规范支出甚至腐败以可乘之机。”

关于特定的中央金融机构，财新传媒援引有关专家的分析指出，应该是指中投公司，也不排除包括了央行。美联储和中国人民银行是世界上规模相当的两大货币当局，美联储财务透明，有连续可比较的数据，2017年向美国财政部上缴利润802亿美元。中国央行尚缺乏连续时间序列、可比较的损益数据，每年也不公布损益表。尽管央行利润的计算非常复杂，完全不同于金融机构的利润，但美联储能做到的，我们似乎没有理由做不到。

长期以来，在财政资金的使用上，中国都存在着重投入轻管理、使用效率不高、缺乏绩效管理的问题。有些地方花钱不管效果，无效也不问责。在工程建设项目招投标、政府采购、土地使用权和矿业权出让、国有产权转让等公共资源交易领域，行政权力干预交易、暗箱操作、牟取私利等问题此起彼伏。中国有庞大的公共资产，不仅包括国资，各类行政事业单位还有几十万亿元的非经营性公共资产，每年各级政府还要安排大量的公共工程……所有这些领域的跑冒滴漏，或者沉睡不醒，其浪费都是惊人的。国务院廉政工作会议对于把民生工程搞成劳民伤财的“形象工程”和沽名钓誉的“政绩工程”，曾经多次提出过严肃批评，“比如有的脱离发展阶段，搞些超出财政承受能力的工程，导致资金出现缺口甚至资金链断裂，形成‘半拉子’工程；有的不顾工程建设规律，不切实际地赶进度，把本来应是三五年完成的项目非要一年建成，留下严重的工程质量安全隐患。”

即使是扶贫资金、医保基金、社会救助资金、养老保险基金、福利彩票公益金等民生领域的公共资金，也存在着克扣挪用、截留私分、虚报冒领等诸多令人痛心的浪费。

上述这些结构化问题，比起吃吃喝喝的浪费，要海量的多。有部委的公务员告诉我，他们有的专项基金拨付到地方，隔两年检查，一多半申报的项目还是一片空地。可是停止发放基金吧，又有不支持地方发展的压力，同时部委工作的考核，也和发了多少基金的规模相关。没有谁愿意压缩自己掌握的资金规模。对于不少申报的项目，明知道无法有效监控和进行绩效评估，但还是都花了。

形形色色的浪费

过去一周在和朋友们的交流中，还听到了如下这样的浪费案例：

现在地方上的干部调换比较多，在几年时间里换几任书记、市长的也不少。换一任领导就会有一些新特色、开拓新空间，有的地方人口不断净流出，还在搞新区新城，毫无人气。某市领导觉得原来的人行道铺得不好，要改用花岗岩，下属明知道花岗岩渗水功能差，又贵，不适合，但也不敢扫领导的兴致。

市里的领导有时也有苦衷。比如上面的环保要求越来越高，这是好事，但有些标准定得不符合实际。比如水体要达到几级水质。水质影响因素很多，不可能靠一个地方在短期彻底改观。但为了应对检查，就要加药水，当时达标，很快又不行了。

镇村一级KPI考核也有不少问题。比如镇村都要建图书馆、图书室，有的地方一年没几个人来看。投资一两百万建垃圾中转站，后续运转资金不足，垃圾站闲置，垃圾压缩机生锈，上面检查时才会象征性地开一下。

很多部门下面都有事业性质的单位，有些单位承担大量部门任务，比如规划设计部门下面的测绘单位。和社会上的专业测绘公司相比，这些事业单位效率很低，但市场化公司很难拿到业务，因为规划部门说测绘带有保密性质。

财政资金使用的绩效评价，在中央和省本级层面普及度已经很高，但主要使用财政资金的市县一级还很薄弱，中西部一些地方纳入绩效评价的资金仅占预算资金的一小部分。

中国各地都很重视营商环境建设。世界银行关于营商环境有10个指标，即获得施工许可、跨境贸易、纳税、财产登记、开办企业、获得电力、少数投资者保护、获得信贷、破产、执行合同。上海和北京作为中国选取的代表，都在进步。在环境建设之外，中国从上到下还有大量的对企业的直接奖励，假如企业被列为“专精特新”、“独角兽”、“小巨人”、上市、建设总部基地等等，均有各种专项奖励、补助。现在相当多企业都有专人负责，在条条块块上争取此类支持，社会上也形成了“帮助立项、获得审批、通过最后评估”的产业链。这种情况愈演愈烈，变成政府来筛选谁是“好苗子”，该怎么奖励，越来越偏离市场化原则。不少企业就是在这种氛围的“诱致”下，走上了利用各地政府的各种名目到处钻空子的路子。在公平的环境和特惠的政策之间，很多政府官员总是不自觉地选择后者。而这并不符合竞争中性的原则。

我和一位日本设计师交流时，他还提到了一个文化的问题，就是单个中国人都很能干，但他们在一起的协调性比较差，远不如日本。他举了东京涩谷地铁以及上盖物业的例子，涩谷综合体人流量极大，极其便利，这中间要协调大量的方方面面的资源和利益，但协调得很好，效率很高。而中国类似的建筑，好像是很多部门从来没有协调过一样，总是让乘客感到不方便。占地很大，投入很多，效率很低，这也是浪费。

千万不要忘记和浪费作斗争

任何经济资源都是宝贵的。

好的资源配置，不是让资源使用者觉得轻松、无压力、无责任的配置，不是为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配置，尽管他们会有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，说明他们不是为了自己的既得利益。

好的资源配置，是让资源配置者只能面对市场，只能通过为顾客提供好的、有效的产品与服务，之后自己才能获得激励。

好的资源配置，应该是公平的，无身份歧视的配置。

对于掌握公共资源的部门和机构来说，好的资源配置，一定是透明、可监督、可评价的配置。

如果不是这样，那就会出现：获得了更多政策便利和行政性支持的部门，尽管内生竞争力不足，日子却逍遥自在。而努力参与充分竞争的市场主体，会因为不公平而沮丧，因为各种准入壁垒而熄灭雄心。这恰恰是和中国已经明确的“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”的全面深化改革方向背道而驰的。

在这个意义上，我们要向那些依靠市场的力量配置资源，依靠市场的力量建功立业的经济主体表示敬意。你们代表了中国经济中有活力、有韧性的力量。

同时，我们希望那些手握资源、缺乏资源成本意识的控制者，为了中国经济有希望，能够放下个人的、部门的私欲与控制欲，真正以人为本，服务为公。

善待资源，公平使用资源，中国经济就会有新的可持续的动力。

千万不要忘记和浪费作斗争！